“城镇化最紧迫的问题是在制度上确立农民市民化,就地城镇化是最有效的途径。”全国人大代表、南京邮电大学校长杨震认为,农民市民化的核心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服务需要均等化,使农民获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

    杨震代表说,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应防范四大社会风险。第一,基层治理风险。在户籍转换的过程中,农民虽然户口转成非农,居住条件改善,但失去了土地,农民失去了最后的依靠,同时面临生产生活方式发生转变,原有的熟人社会模式的改变的问题,矛盾纠纷无法自行排解;另一方面随着城市的快速扩张,农业高素质劳动力和人才流失严重,农村和农业的发展资金短缺会进一步加大,基层治理面临巨大风险。

    第二,公共安全风险。随着农民市民化的快速发展,被市民化的农民会由于收入差距引起绝对或相对剥夺感,心理失衡,与市民待遇差距不能正确面对,其中极少人抱有仇视社会、报复社会的阴暗心理。

    第三,社会文化及社会心理风险。城镇化过程中对原有环境的改造,易导致民间风俗、传统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传统文化受损;同时城乡价值观的分歧容易导致农民市民化过程中思想深处没有归属,信仰缺失、道德滑坡、信任危机等。

    杨震代表认为,防范上述城镇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社会风险应加强防控体系建设。一是构建“四位一体”的城镇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指标体系。将风险量化,围绕农民诉求、政策、执行、结果四个方面,对城镇化进程中配套政策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进行评估。

    二是建立健全基本的社会风险预警体系。监控各类“风险源”,加大风险预警信息的“共享”能力。评定风险等级、评定风险承受能力、提出风险化解对策,强调法律法规和政策策略相配套,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不稳定因素。

    三是探索风险调控的应对机制。成立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处置机制,加大决策会商和协调指挥的要求。通过发挥和调动传统文化、心理、习俗的社会风险自控机制的潜在价值,重视家庭保障、民间互助所起的基础性作用,在正式制度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出各种非正式制度的在社会稳定上的有效作用。

作者：凌军辉